-- 作者：NICO
-- 發佈時間：2006 02 3 8:33 AM
-- 虔誠的偽造—古埃及文獻中的國王形象(3)
將國王的形象文學化的程度，取決於作者在他所描述的國王經歷和讀者之間建立怎樣的聯繫，也就是說，國王在當時的聲譽對表現他的“國王的故事”起到很大的作用。我們已經看到許多有關埃及國王具體性格特徵的描述，為什麼這些國王成為後來文學作品的描寫物件？並非因為他們統治的時間較長，而是因為他們的一些具體性格特徵的流傳。這些特徵並不一定是與超人的能力有關的，而是包括了人類性格的各個方面，如狂妄、冷漠、懦弱等等。
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，儘管許多關於埃及國王的故事很可能是取材於同時代的民間傳說，作者卻要把這些故事放在一個多少有些神話色彩的年代中。這一點體現在從敍述體文獻到教諭作品，從歷史文獻到偽造的歷史文獻等各種文獻中。
進一步說，國王之所以成為各種文學作品中常見的描寫物件，是因為他們是現實與故事之間的交彙點，前者是政治的、與現實生活相結合的，後者是文學的、神話的和從現實生活中抽象出來的。從文學的角度看，古埃及國王的形象是模棱兩可的，總是介於人類歷史人物和神的角色之間，以及個人歷史和文化歷史之間。
三
真實的歷史與古埃及人迴圈的歷史觀之間的對立，使我們有必要重新考慮狹義上的“國王的故事”。因為古埃及人對歷史的敍述中有太多偽造的成分。古埃及人在史初就開始編寫年鑒。最早的時候不是逐年編史，而是按照重大的事件，如“擊敗亞洲人之年”、“眾神之星荷魯斯之年”、“河馬之年”，這些年代的名稱通常都被刻在容器的內壁。後來政府開始定期清查全國的財產以確定賦稅的數額，因此逐漸開始以財產清查作為紀年的方式，如“第X次牲畜大清查”、“第X次黃金大清查”，等等。
古王國之後，才普遍使用按國王在位的年代來紀年的方式，如“某王第X年”等。使用這種方法，王朝的更替意味著紀年的重新開始， 因此紀年是迴圈的而不是延續的，每個國王即位都標誌著新紀年的開始。然而，即使如此，國王們仍重複敍述以前發生的事，就像他們相信今生的生活在來世可以重複一樣，這證明了古埃及人並不按直線的時間觀念思維。
迴圈的時間觀在文獻內容上表現為王權秩序的延續性。每個國王的統治都被模式化，國王的個性和歷史的具體事件常常被各種模式所掩蓋。最突出的例子是在整個古王國時期沒有出現傳記體的王室文學。國王本身就是神，他的功業體現在國泰民安中，他的威嚴體現在高聳的金字塔上，他不需要為自己樹碑立傳也能流芳百世。第三、第四和第五王朝早期的金字塔甚至無一字銘刻。 直到第五王朝最後一個國王烏納斯（Unas）的金字塔中才第一次出現有關來世的宗教文獻“金字塔銘文”。其中對過去歷史的記載是神話的而非歷史的。如提到以前的國王時，籠統地說他們是“過去的神”，“與他們的‘卡’（Ka）結合的神”；現在的國王是“神的後代”，出生于神的聖地赫裏奧波利斯（Heliopolis），出生時間是“當‘拉’（ Ra ）是九神會之主， ‘尼弗爾吐姆（Nefertum）’是人類之主時”（注：E. Lipinski, State and Temple Econom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( Peters Press,Leuven,1979),vol I,pp.89—92.）。
到古王國末期，幾種王室管理文獻如年鑒、王表等等，都走向了程式化。王表中所記載的事件大致有這麼幾種類型：製作雕像，建造神廟，慶祝節日，新王即位典禮、賽德節，戰爭和狩獵，尼羅河的水位、氾濫時間（注：這決定著土地的肥力和每年國家應徵收的賦稅的數額。）。這一系列事件簡單而有規律地重複著，偶爾會在事件的前面加上序列號，如“第一次擊敗東方”，或“第二次太陽節”等，這樣更強調了迴圈的特徵。著名的帕勒莫石碑（Palermo Stone），雖然列出了長長的王表，但除上述內容外，很少有對具體歷史事件的記敍，更沒有解釋的嘗試。民間文學作品中也貫穿著這種延續不變的觀念，如讚美國王統治有方時，最常見的句子是：“看啊，他的統治和他父親統治時一樣。 ”（注：D.Redford,Pharaonic King—list,Annals and Day—books,p.137.）
由於這種歷史觀的影響，古埃及人的歷史文獻中充溢著雷同的事件。著名的那爾邁調色板和各種紀念物上表現的主要人物雖不同，但基本角色是一致的：即世界秩序的維護者，他是永遠不可戰勝的；他的臣民忠實地追隨其後，時刻準備接受差遣；而敵人則匍匐在地，乞求他的寬恕。
由於遵循這種理想國王的模式，在記載史實時就不免有誇張和偽造之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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